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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宋纸币发行的得与失
发布时间:2018-6-28  责任编辑:zy 点击:129 来源:学习时报

  世界货币史上,由官方发行纸币的最早记录是中国北宋仁宗时期。北宋初,四川富民就开始发行纸币,称为交子。至宋仁宗天圣元年(1023年)改由官府发行。终北、南两宋,纸币名称复杂多变,又称楮币、楮券、关子、会子等。在这个过程中,纸币发行中产生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,当时就有不少人对此进行了探讨。由于纸币在宋代初次发行,纸张本身价格低廉,对于世世代代通常使用铜币的民众来说,纸币是否能长期稳定安全地流通使用,难免产生担心。对此,宋朝政府采取发行纸币必须有足够的准备金和钱钞并用的措施,以取信于民。

  对准备金的强调

  《长编》卷272的附录中,记载了参知政事吕惠卿于熙宁八年(1075年)8月十三日记录的宋神宗与群臣论交子的一段对话。“上曰:‘交子自是钱对,盐钞自以盐对,两者自不相妨。’石曰:‘怎得许多做本?’上曰:‘但出纳尽,使民间信之,自不消本。’佥曰:‘始初须要本,俟信后,然后带得行。’”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发行纸币,要有一定的“本”作为准备金。当纸币获得人们的信用后,才可以超过“本”而发行了。

  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101记载了南宋绍兴年间一位臣僚的建言:北宋初年四川行使交子,公家和私人都有好处,没有反对的意见,正是因为发行纸币的同时,政府有准备金可供民众随时兑换,因此能取信于民;但是,现在朝廷印造30万纸币,却未见到准备金,并且朝廷还要继续印造150万纸币,仍然没有准备金以供民众兑换,这怎么能取信于民?朝廷印造发行纸币,必须先筹足准备金,让民众不管带多少纸币来官府兑换铜钱,政府都能随时予以兑换。

  对准备金率的估算

  宋徽宗大观年间,时人周行己对准备金的具体数量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。他说,发行纸币“国家常有三一之利,盖必有水火之失,盗贼之虞,往来之积,常居其一。是以岁出交子公据,常以二分之实,可为三分之用”。所谓“水火之失”,是指纸币意外毁于水火等自然损耗;“盗贼之虞”是指纸币容易被抢被偷,影响兑现;“往来之积”是指一部分纸币经常在流通过程中被当作资金和财富储积起来,不能兑现。这三条原因中,第一条自然损耗的数量不会很大,可以不予考虑。第二条如纸币被抢被偷,仍有可能拿来使用或要求兑现,不能作为准备金可以低于纸币发行额的理由。只有第三条才是纸币发行准备金低于发行额的最主要原因,这是占不能兑现的纸币中比重最大的部分。周行己预估三者各占纸币发行量的1/3,所以认为只要有2/3的准备金,就可以保证全部纸币的流通。周行己2/3准备金的理论虽然不一定是最恰当的比例,但他提出的纸币发行不需要十足准备金的理论,则是对货币管理思想史的重要贡献。

  南宋初期,著名抗金将领李纲反对发行纸币,其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,其中之一就是“目今户部财用窘迫,必无数百万桩留钱本,交子之行,止凭片纸……其为害有不可胜言者”。这就是说,发行交子,如没有钱本,将为害无穷。但是,他又认为,如不得已要发行纸币,那纸币准备金的数量要占发行纸币总量的1/3左右。他说:“当时设法者措置得宜,常预桩留本钱一百万贯,以权三百万贯交子,公私物一,流通无阻,故蜀人便之。”李纲认为准备金比率在1/3左右比较合适,比北宋徽宗时周行己2/3准备金的比率估计更为准确。这与现代金融业中通常规定的28%准备金比率已很接近。

  滥发纸币的后果

  综观史籍,北宋时期,纸币的发行大多预留有准备金。据《宋史·食货下三》载,“大凡旧岁造一界,备本钱三十六万缗,新旧相因”。因此,其大部分时间里纸币的发行还属正常,没有引起社会与经济的大波动。宋徽宗“大观中,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,至引一缗当钱十数。及张商英秉政,奉诏复循旧法”,这场短期的超本钱发行的风波才算平复。

  南宋初年,军费等浩大的开支使准备金难以筹措,宋高宗时为解决财政危机,朝廷发行纸币往往是不预留准备金,遂致社会人心惶惶,议论纷纷。如南宋绍兴年间,一位言者就揭露了这种情况:“广南、福建等六路交子三十万、两浙路交子一十万、临安府界小交子一十万,并见造江南、两浙预充籴本交子一百五十万,其合用钱本,并未见桩管,由是远近士民议论纷然,皆以为不便。”与此相反,宋孝宗时,朝廷发行纸币比较重视预留准备金,就取得较好的成效,市场上纸币流通平稳。如淳熙元年(1174年)“三月二十八日,诏左藏南库给降会子二十五万贯,分下临安、平江、绍兴府,明、秀州主管盐事,措置收买额外浮盐,报交引库印钞,召客算请,将息钱赴封桩库别项桩管,以备循环收换会子”。到了南宋后期,由于国库空虚,财政赤字巨大,统治者就只能饮鸩止渴,滥发纸币,根本谈不上准备金。正如端平年间大臣李鸣复上奏所言:“今日之财用匮矣……府库已竭而调度方殷,根本已空而耗蠹不止。庙堂之上,缙绅之间,不闻他策,惟添一撩纸局以为生财之地。穷日之力,增印楮币,以为理财之术而已。”

  纸币金属币并用的原则及其实际效果

  南宋著名抗金将领辛弃疾支持发行纸币,主张国家税收要铜钱、纸币各征收一半,以增强人民对纸币的信任感。袁燮指出:“守铜楮相半之法……尚何忧铜钱之寡而楮币之轻乎!”“钱会中半”原是南宋政府的一项财政原则,但实施中往往走样。政府是会子的发行者,但自己就不相信会子,在向老百姓征收赋税时多收钱少收会子,而支付时则多支会子少支钱,这只能引发百姓对纸币的更大不信任感,更不敢使用或储藏纸币。正由于钱、楮受到不同的待遇,因此社会上普遍认为:“楮,虚也,其弊又不可言也;钱,实也,藏之而无弊也。况夫上所出之楮日至而无穷,民间之输于上,则惟铜币之为贵,吾何苦以吾之实而易彼之虚哉!”

  南宋光宗时期,杨万里提出“母子相权”论,主张金属币(铜钱、铁钱)与纸币并行。他认为两淮有铁钱为母,所以可以流通代表铁钱的会子;江南有铜钱为母,所以可以流通代表铜钱的会子。这叫做“母子不相离”。反之,如果单有“子”(会子),而无“母”(铜钱、铁钱),则不能发行。如沿江八州军没有铁钱,铁钱会子“无钱可兑,是无母之子”,因此难以流通。他这里所说的“母子相权”,就是指纸币可以兑为钱币。不过他所主张的兑现只是市场上钱币和纸币能自由兑换,不是政府实行的纸币兑现制度。在封建社会里,市场上的自由兑换,必须建立在政府纸币兑现的基础上。只有后者能够保持稳定的兑现制度,才能取信于民,实现前者的自由兑换。杨万里的“母子相权”论在当时是有的放矢的,南宋时期政府滥发纸币搜括百姓,以应付庞大的军事开支。而且政府发行了大量的会子之后自身又不愿接收,在百姓用纸币纳税或缴纳其他官项时,往往多方限制刁难。因此,杨万里主张纸币必须同金属货币同时流通,纸币能够和金属货币相兑换,这样才能被百姓所接受,实现流通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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